- P-ISSN 3022-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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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區域的神祇職能： 以姜甑山信仰為分析
The Functions of Gods in East Asia: An Analysis of Belief in Kang Jeungsan
동아시아종교문화연구(東亞宗敎文化硏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Religions and Cultures, (P)3022-0335; (E)3058-2105
2023, v.1 no.1, pp.75-95
https://doi.org/10.23239/JEARC.2023.1.1.75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范俊銘.
(2023). 東亞區域的神祇職能： 以姜甑山信仰為分析. , 1(1), 75-95, https://doi.org/10.23239/JEARC.2023.1.1.75
초록
東亞區域的信仰團體林立，神祇的職能會因著常人之世俗性需求，轉變或加添其職能，以貼切常人的心理需要，獲得信眾的青睞；本文列舉東亞區域的信仰作為比較，姜甑山信仰在其神聖化的原則之下，不因著世俗性的需求，轉換或增加其職能，其初始的宗旨即以「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作為目標，與民間信仰有別的發展趨勢。
- keywords
- 東亞區域, 神祉職能, 姜甑山, 新興宗教, 大巡真理會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faith groups in East Asia. The functions of gods will be changed or added due to the worldly needs of ordinary people. In order to meet the psychological need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gain the favor of believers. This article lists the beliefs in East Asian regions to extablish a basis for comparis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anctification, the belief in Kang Jeungsan would not convert or increase its function because of the worldly needs. Its tenets which represent attainment goals are “the Virtuous Concordance of Yin and Yang, Harmonious Union between Divine and Human Beings, the Resolution of Grievances for Mutual Beneficence, and Perfected Unification (真境, jingyeong) with the Dao.” In this regard, belief in Kang Jeungsan has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trends than those of folk beliefs.
- keywords
- East Asia Region, Divinity Functions, Kang Jeungsan, New Religion, Daesoon Jinrihoe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東亞區域的信仰，有的是缺乏一統性的教義、經典等，亦無上層組織的箝制，而是由下而上、從常民的底層等，自我發展的群體性信仰，其特徵多為：1、與常人的世俗生活較貼切；2、功利的成分居多；3、不多強調信仰的制式化規條；4、類似於世間委辦的協調性角色。姜甑山信仰卻是有別於上述的論說，成為值得論述的分析。
甑山信仰不多強調屬地的世俗性層面，而是藉著神聖性面向的宗旨，提升信仰的視野與高度；在本土化與全球化等影響之下，該信仰對於神聖面向的初始看重，成為其穩固的根基，迄今仍是有其發展的願景和內涵。
(二)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
文獻法係指對歷史紀錄的文獻、文書、記載等，進行研究、分析、查閱、組織、歸納、詮釋等各類的文獻(包含影音、圖文、書面資料、電子文獻等)；尋找出其因果和互為等關係，以方便知曉過去、明瞭現在、預知將來等調查的方法(Ye 2013, 263)。
文獻法注重客觀化、系統化、值量化等研究的方式，不單是收集文獻的內容，並且分析文獻內容的成立、推論、傳播等學術過程；針對文獻的結果，整理出敘述性的價值解說，推論出文獻的內容貢獻(Kumar 2020, 130)。
經由文獻法，進行資料的研究與探索，對於具有歷史價值、史實記錄等資料進行研究(Ye and Ye 2004, 136)；文獻法與歷史研究法皆屬於文獻分析法的範疇，涉及文獻的調查與分析。歷史研究法是以歷史史實、已發生之事件記錄為要，蒐集資料並客觀地分析，檢驗事件的因果相關和趨勢發展，以過去的事件記錄發生，評估和預測將來的研究設計方法；文獻法相較之下則範圍較廣，除了包括歷史研究法的研究法則之外，研究的過程尚包括選擇題材、蒐集資料、預設假設、詮釋假設、驗證假設、研究報告等重新之發現(Ye 2013, 263--267)。
文獻法有助於對文獻作客觀性且系統性的描述，著眼於文獻的演化過程，對文獻作敘述性的解說(Yang et al. 1989, 904--906)；基於知識累積與擴展的假設分析，由累世諸多的研究者研究、分享、發現、傳承等群策群力，藉由文獻研究法，以閱讀、分析、瞭解、認知、對話、比較、再製、評論、修正等研究的觀點(Neuman 2013, 752--753)。
二、東亞區域的神祇職能探討
(一)神祉職能的本相、變相與轉相
神祉(或稱神仙、神靈、神明等)，是常人共有的超自然觀念，在不同語言、膚色、種族、國家等，皆可發掘其中共通的特性，並與宗教、神秘、儀式、習俗、傳統等活動相關聯；超自然體系之中的最高者(The Most High)，是不受自然規律的挾制，以高於自然規律為其特點，創造宇宙、萬物、自然、規律等萬物的運行(Weber 1993, 1)。
神祇職能的本相，多是由其源初的樣貌所定義，爾後經過歷史的演變，其職能產生變相的趨勢，趨於多元化、多樣化等講究，相繼受到多種行業的崇奉，其本相的名號和性格不變，卻經由變相而顯出多面化的職能，在不同的階段，擔任多樣的職能與需求；職能的變相，多有經書、聖傳等，作為依據的說明，在民間信仰之中，相對地擁有自由的變相空間，也吸納不少信眾的擁簇，擴展到不同地域的廟宇聯絡(Lee 2010, 14--54)。
變相可以定義為：1、本質不變，外在的形式改變；2、經過變化之後，產生不同的外表或是型式1；3、將佛經的人物故事，圖繪成畫，方便傳播佛法2。神祇的職能層疊，在信仰層面的呈現多樣性面貌，可以：1、滿足各個階層的靈驗需要；2、因應時代的變化而職能多變(Lee 2021, 8)；3、較不被時代與潮流所淘汰。
神祇的存在，有其宇宙觀與人生觀的闡述，對於歷史、現世、來世等詮釋，起源於時間的建構，有形、有體、可見等因素的存在，在常人的歷史之中，不斷地進展、轉換、增添其樣貌和功能；如：1、部落時期：希冀可以保佑部落平安、作戰成功等；2、狩獵時期：可以保佑狩獵順利、獵物豐收等；3、農耕時期：可以保障農作物的收成、五穀豐收、家畜均安等；4、君主朝廷：可以有助於統馭國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5、工業和資訊時代：可以填補心靈的空虛、闡明更高的生存目的等。神祇的職能在歷史上，歷經轉換與加添，而得以在常人的視野之中，持續的進化與留存(Wright 2017, 1--15)。
在常人的社會之中，普遍地存在著概念化的偶像、神祉等，與區域的文化、風俗、宗教、信仰、意識等息息相關，「神化」是常人將自然之中，超越能力所能及的範疇，以神化的概論美化之；神祇職能的本相、變相等論述，擴大常人對於神祇的職能契求，本文提出轉相的說法，以因應神祇職能的演變走向，除了職能的變化之外，尚應該觀察出職能的轉換與增添。
神祇職能的轉相，可以端視出神祇在民間的追祀熱潮，建構出神祉的職能體系，賦予神祉的專項功能，或有精神的象徵、心理的遙望、理想的寄託等；可以： 1.撫平人心的焦躁； 2.安慰常人對於現世的不安、迷惘等狀勢， 神祉的職能價值，可能多於其信仰的價值，可以連絡常人對於其職能的寄託。
(二)近代華人的神祉職能之轉相化
近代華人的民間信仰發展，多以戰後(1950年代之後)作為判定的形成時間，可以分為：1、戰後為迎合在地民眾的心理及寄託，在本土創立的新興教派；2、戰後來自中國大陸、國外等，以及近代新興的宗教；3、戰後發生於傳統宗教之間的新興宗教現象(Dong 1986, 320--321)。
民間信仰並非是完全新生的宗教或教派，而是在教義、儀式等觀點上，或有將傳統宗教加以更新、改換、改革、轉換等，遂成為不同於傳統宗教的另類模式；即使是自立、被立為所謂的民間宗教，仍舊可以看出與傳統宗教的漣漪，雖是與傳統宗教存在著互不相容的關係，卻是建構出一新興的教派、或是團體(Zheng 2011, 60)。
民間信仰或有回歸傳統、原初等說法，為了貼近世俗、民間、常人等心理的走向(Ting 2004, 17--23)，在華人的普及程度而言，幾乎可以與世界宗教和傳統宗教並駕齊驅，歷代的聖人、賢達、文士、將相、偉人、英雄、帝王、義賊等，可以讓常人懷念與憑弔的歷史人物，都有可能按其尊名建立廟宇，逐漸演變成為民間信仰的神祇，譬如包拯、岳飛、鄭成功、吳鳳、廖添丁等，曾經犧牲自身的性命，死後即受到敬重愛戴，區域的常人封飭為神祉；亦有地域性的封神，如沿海捕魚的媽祖信仰、在四川重慶及周遭區域的李冰被封神為川主(即二郎神) (You 2015, 47--73)、山西和浙江地區的大禹廟(Chen 2005, 528--551)、各地的城隍宮(Liao 2004, 153--177)、土地神(Du 2006, 7--10)等，多是高知名度的民間信仰之神祉。
另外有受到職業、行業等特別崇祀的神祉，如財神趙公明、武聖關帝君等，皆為商業所奉祀，魯班作為木工、泥水匠等建築行業所祭拜(Sun 2011, 89--93)，唐玄宗或後唐莊宗被尊為戲劇界的祖師爺(Chen 2010, 67--73)，孔子被教育界尊為至聖先師等；民間信仰的神祉封敕，融合著儒、釋、道等多方的人物，亦被特定的行業追祀，增添其神祉的職能，或是在其生前的忠義行為之外，另外加添特有的神祉職能，如武聖關帝的忠義節氣、奮勇殺敵、忠肝義膽等特性，為商業界所追捧，從生前的武將職能，死後被追贈為商業之神，即是神祉職能轉相的最好說明。
1、財神信仰及其歷史淵源
在《道藏》、《封神榜》等記載之中，趙公明玄壇元帥的神位格是多元化，從厲鬼、瘟神等神職本相，轉相而被尊為財神；遠古時代的民俗信仰，將闇黑的鬼神身分，幻化為光明的神祇，掌管民間的財運，成為現今民間信仰祭典的年節祭祀(Liu 2013, 1--2)。
華人民間信仰對於財神的神祉位格，不同於其他的神祇群，是源頭多樣化的各類神祇，藉此綜合而成的群體性神明，並非是單一性的神明；華人在歷史、宗教、社會、政經等環境的變動之下，對於財神的定義與稱謂，隨著時間、場域、需求等不同，而有多元的講究，使民間信仰對於財神的祭祀，產生複雜化、多元性等樣貌(Huang 2010, 1--2)。
以常人對於生活的物質需求做為起點，將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冠上假想性的神格作為基礎，發展出民間宗教的信仰、傳說、神話故事等，反映出對於財富的嚮往，以神祇化的財神作為心靈之契需；財神信仰的興盛存歿之變化狀況，亦與當代的社會、經濟、政治等環境，息息相關(Chou 2002, 1--2； Deng 2018, 103)。
財神信仰的催生，絕非是單一、表面等原因所產生，而是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如信眾的心理需求，投影在信仰的層面上，群體性地推動出財神的信仰；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外部環境的催化之下，加上信眾心理的內部動力，促使財神信仰的逐日壯大(Miao 2005, 84)。
財神信仰是華人民間最普遍祭祀的神祉之一，在諸神的記載系統之中，財神是宗教歷史之中出現最晚期的神祇(Li 2017, 71)；由於被敕封為掌管民間的財運、金錢、商業等事務，因而受到當政的朝廷、菁英、普羅大眾、商人等追捧。財神信仰的興盛，多是隨著當代政治、經濟等樣貌，而產生質變，反映出不同的社會階層，對於財富的共有信念和願望；因此，財神信仰在華人的民間信仰之中，對於神祇的認定、祭祀的儀式等，算是最多樣、最突出、最鮮明等特質的神祇(Wei 2007, 53)。
財神的形成與發展，以常人的心理需求為出發點，在形成的過程之中，亦吸收了地土、不動產等概念，與土地神信仰、道教的五行觀念等交錯；常人期待家神—土地神，可以協助迎接財神入厝(Qin 2019, 142； Xu 2006, 116)，並且久留在家中或是在職場上，帶來鴻運不間斷地來到。
隨著晚清時代的經貿發展，商業組織逐漸產生規模化的經營，各地對於總店、分店、分支、分部等擴張式的建立，使財神信仰的傳播，可以傳遞到華人區域的各個角落，具體表現在財神的信仰、風俗、財富、神靈等方面(Zhu 2006, 74)；財神信仰亦隨著商業組織的跨區域發展，流通到華人、華語等區域，成為跨區域的信仰神祇。
2、財神信仰的神祇職能之轉相化
財神信仰在華人區域的普受歡迎，一方面是表顯出信眾在追求金錢、財富的同時，尋求財神的持續蔭庇；另一方面，亦希望財神的「以利行義」之精神，可以感召政治、經濟、社會等情勢，維持社會道德的穩定性發展((Chen 2019, , 1–2)。
華人的財神信仰，蘊含著：1、借助民間的信仰以表達其心理之層次；2、借助傳統的文化以表示其社會之屬性；3、共生共存的商業道德等(Gao 2016 , 138)。使之與華人民間的底層社會相符，冀望建立富足、小康、知足、和平等生活的取向，維持社稷的安康，重現倫理道德的安康社會。
趙公明玄壇元帥的多元化神格之講究，約在清朝康熙的朝代(1661--1722)，隨著漳州的移民潮而一同渡海到臺灣，在臺灣的落籍、集結、根植等過程，起初的階段是護佑信眾群，免受瘴厲、械鬥等危害，因而廣受臺灣各地的祭祀風潮(Liu 2013 , 1–2)。在臺灣的落籍階段，逐漸地加入財神的職能。
趙公明信仰在臺灣的傳播，從福建的民間信仰植入，因應臺灣的社會光景、廟宇的經營策略等不同，一方面將趙公明的武將神格，轉相成為財神的另一神祉職能；另一方面，海島與大陸的時代、區域、方言等差異，趙公明信仰在臺灣的面向，與原鄉遂有相異的講究。如清末民初的臺灣產業以農耕為主，地土為耕種的主體，自然地以土地公(地土管理之神)作為祭祀的主神，祈求可以風調雨順、五穀豐收等，土地公遂成為臺灣財神信仰的始祖；到近代的「大家樂」、「樂透彩」等賭風之興盛，引起財利追逐的風行，造神、封神、供神等風氣持續地進行(Huang 2010 , 1–2)，間接地衝擊到趙公明財神的信仰，帶動財神信仰在近代臺灣的流動與風潮，也強化趙公明信仰的財神職能。
中國大陸在財神信仰的源起、興盛、衰落、復興、正當化等過程之中，刻劃出政治在華人生活的表現和演化，曾是民間信仰的主流，歷經政治的轉換，一度被斥為封建、迷信等標籤，神祉與廟宇受到外力的破壞；隨著改革的開放、經濟的起飛、建設的崛起等(Cultural Zongheng Magazine 2017 , 16)，近代華人對於財神的神祉職能，加入不少的預期作用。
財神信仰在中國大陸的悄然興起，與民間的廟會民俗有著重要的關係，廟會民俗成為華人的傳統、信仰、風俗等展示之櫥窗；雖然曾遭受過政治的禁錮，在廟會民俗的娛樂起風之下(Li 2014 , 50)，潛伏在民間的財神信仰，不僅獲得巧妙的保存，也使財神的神祉職能，再度地展現於世人之中。
中國大陸的閩南區域，自古以來已有重視商業發展的傳承，特別是在臨海的區域加持之下，該地的財神信仰滲入獨特之海洋元素；閩南區域的財神，原是屬於武將的神祉，卻是融合文神的特徵，反射出在明末清初的時期，閩南區域的多元文化交匯之現象(Chen 2018 , 43)，華人的神祉職能，產生轉相的趨勢風潮。
(三)近代韓國的新興宗敎槪述
新興宗教(Newly Arisen Religions)，或有被名為「民族宗教」、「民眾宗教」、「新興宗教」、「新宗教」等多樣性的稱謂，以韓國的宗教發展軌跡而論，新興宗教有「類似宗教」、「似而非宗教」等意涵，而常人對於新興宗教的認知和了解，夾雜著負面的先天印象；韓國的新興宗教運動，從崔濟愚(1824--1864，本文簡稱崔氏) 在1860年代所創立的「東學3」作為起點(Lee 2016, 9)，迄今而言，可視為常人對於宗教運動的自發性啟源。
韓國的新興宗教自1860年代東學運動開始，出現由常人為基礎的勢力凝聚，之後如：1、義菴孫秉熙的天道教；2、金一夫的正易；3、羅喆的大宗教；4、少太山的圓佛教等，相繼地浮現以後，陸續地激發出常人對於宗教運動的熱忱(Yoo 1997, 129–148)；由此，韓國新興宗教的出現背景，其根本的原因是社會正面臨著世代更迭、價值崩解等過程之中，如：1、本土常人的意識性擴張；2、韓戰之前的民族性抗爭；3、韓戰之後西方主義入侵的危機意識；4、對於傳統宗教，如儒、釋、道等，產生質疑和反思；5、近代化、工業化等價值觀的引進等。綜合上述多項原因的影響，促使新興宗教在韓戰之後的叢生(Lee 2016 ，9)。
社會對於新興宗教的印象，多是持負面的看法，可以分析為：1、日本佔據的時期，壓迫當時韓國的宗教團體，除了基督教、佛教、天主教等信仰以外，其他的宗教多被視為是正統宗教之類似品，韓戰之前所形成對於新興宗教的負面看法，迄今多有存留在常人的潛意識之中；2、韓國社會對於西方宗教多抱持著正面的觀點，東方宗教除了傳統、既定等宗教之外，將東方的新興宗教視為劣等、低俗、非正統等地位；3、大眾媒體的廣播效應：媒體報導傾向於將新興宗教與貪汙、腐敗、非正統等議題結合(Lee 2000 , 11–19)，致使新興宗教團體在起初的發展階段，受到多方的異樣眼光看待。
此外，韓戰之後的社會階級矛盾，如：1、對於傳統宗教的倦怠感；2、既有宗教無法應付現代常人的心靈需求；3、對於宗教的新潮渴望等。新興宗教因而被冠上民眾信仰、民族信仰等稱號，是與其民族性、常人性等息息相關，由社會的常人階層發起(Lee 2016 , 10)，擴展至國家的各個階層，順勢在韓國興起宗教的旋風。
以類似宗教、邪教、新興宗教、新宗教、分派、Sect等概念，皆不足以代表民族信仰的特性；韓國的新興宗教，多是以來世的仙境、天國等，作為遙想，以民族的開闢思維、國泰民安、救濟蒼生等，作為其價值觀(Yun1998 , 87–120)。
韓國的新興宗教，可歸納出多項的共通點，如：1、創始者有領導的獨創法理性；2、在教義與法理上，多是內涵著儒、佛、道等三教的思想；3、加入傳統的民間信仰(Lee 2009, 307–318)；此外，韓國的天然環境、地理形勢、風水思想、部落(或村子) 發展、家族制度、漢唐文化、象數易學、陰陽五行、讖緯說、鄭鑑錄(民眾宗教思想的原文，預言說或流言蜚語的來源) 、恐慌心理的存在、主宰神的角色模糊性等，亦成為新興宗教的催生因子(Lee 2016 , 15–16)。
三、姜甑山上帝的神祉職能論述
(一)大巡真理會的背景陳述4
大巡真理會為1925年發展出來的信仰團體，信仰的對象為「九天上帝」，即華人道教之中的「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與華人道教的教義思想幾乎是一脈相承(Wang 2014, 119； Zhan 2013, 231)；其教義以「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作為宗旨(Yu 2014, 219； Zheng 2016, 109)，大巡真理會的中心經典---《典經》，描述著「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巡行於天下之間，以大巡真理會的教義啟示予常人。5
趙鼎山道主(原名是趙哲濟，1895--1958)，於1917年入山修道，感悟到姜甑山上帝(1871--1909)(Park 2016, 99)的大巡思想，並得到姜甑山上帝的道統傳承，成立「無極道」；至韓國解放之後，改稱為「太極道」，後又指定傳與朴牛堂先生(1917--1995)以「都典」為領導的位置，在1958年建立大巡真理會，到1970年代，成為韓國信仰的指標之一(Lee 2016, 75--77)。
大巡真理會具有完整的信仰體系，含括著明確的宗旨、信條、教義等，形成獨特性的修道法則、修身儀式等；《經典》作為大巡真理會的教義結晶，以人本的精神、人尊的思維、大同的理念等作為出發點，其直接的功能是「平安利生」，建立地上的理想國。《大巡指針》提到：「宇宙大元真理即為道」(DIRC 2020b, 6--8)，以宇宙大元的真理為「道」，此與《聖經》的「道」6、《道德經》的「道」7有不同的比較。
《典經》與《大巡指針》以「安定身心」作為要訣，從安心靜氣、身心安頓等角度為起始，藉由修道與修身，冀望獲得「仙佛儒的大道正通」，邁入「清華五萬年的龍華仙境，一一同躋之地」(DIRC 2020a , 211)；其「大道」即平安之道，以建立世界大同、國泰民安、和平共處的天國聖境。
大巡真理會與《典經》建構出神與人、人與人、人與宇宙等，彼此之間的秩序關聯，以「安心、安身、敬天、修道」作為四綱領，「誠、敬、信」作為三要諦(Zheng 2016 , 109–110； Zhu 2015 , 33)，含括著自然、宇宙等秩序的維持；以修道、修身、修性等，維繫人際、社群的正常關係，調節身心，付諸理想實現的人間聖地。
(二)姜甑山信仰的歷史淵源
關於姜甑山信仰的神祉：
「大巡真理會是以19世紀末化身為韓國歷史人物姜甑山(1871--1909) 的九天上帝，以全知全能的最高神，主宰著天地人三界與宇宙萬物，巡視天、地、人三界之後，降世到人世間；在1909年化天之前，為了整頓先天的混亂、拯救天地人三界和開闢地上天國(樂土)，實行了天地公事，天地公事是以所謂上帝的「大巡真理」來實現的...主宰三界大權的九天大元造化主神，巡視天地之時，親臨全羅北道全州母嶽山金山寺彌勒金佛，他以先神靈親臨到彌勒金佛30年後，投生為姜甑山實行了天地公事。上帝整頓了陷入混亂和雜亂無章的宇宙，為恢復天地常道，開闢永恆的後天仙境而擔任該公事。這項公事最終將神明與人類引導宇宙的救援。」8
九天上帝以常人的身份降世，於1871年9月19日降生在全羅道古阜郡優德面客望里的姜氏家庭之中，其原名是姜一淳；所誕生的村落為仙望里(意思是有希望神仙降臨的村子)，姜甑山上帝的母親權氏，在姜甑山上帝誕生之前做一異夢，夢見天空裂開並分為南北兩半，出現一團火球並覆蓋其全身，天地因此而為之照亮。之後不久，胎氣萌動，13個月之後，姜甑山上帝便誕生降世；傳聞姜甑山上帝在出生之後，有2位仙女從天而降，侍奉其嬰孩的出生時期(DIRC 2020a, 3)。
神祇的誕生前後、降世、幼年等事蹟，多有神聖的蘊含思想，也將其降生的背景，增添不少的出世遐想：
『先前人類與神明沒有辦法溝通，甚至於神明之間也甚至於神明之間也無法有足夠的溝通，結果是導致人類陷入了各種災難；這些問題是由於長期以來累積的怨恨所造成的，這種怨恨深深根植於人類與神明界，乃至無形的整個宇宙。這怨恨的發生，是由支配先天世界的萬物、人類和神明以及遍佈在各地相克(相沖) 的結果...上帝以史無前例且非凡的方式，提示了唯有絕對權勢的上帝才能解決的解決方案，即上帝使神明幫助人類相互神人依道和建立相生的關係，由此化解所有的怨恨...上帝姜甑山宣佈了人世間前所未有的「大巡真理」，他用40餘年的生涯，通過天地公事宣佈了此真理。完成天地公事後，姜甑山上帝以解脫超身而化天，臨禦九天最高的帝位。他就是九天上帝。』9
姜甑山上帝在其為人生活的神蹟、奇事、異能等顯出，一方面成為信仰的開山始祖，另一方面其特有的信仰行徑，療癒當時的民心，作為常人的精神支柱；姜甑山上帝在此時期所發表的思想及論述，也多為日後的信仰團體所吸收，當時韓國正處於帝制的危機、外國勢力入侵等艱困之時期，亦是社會不滿的怨聲充斥，達到巔峰的狀態。姜甑山信仰的濟世、救人、強國等思想，遂與當時的社會、人心、環境等契合，而普受當時的常人及社會所接受。
(三)姜甑山上帝職能的本相化
姜甑山上帝位居九天上帝的尊位，期許：
『所有的怨恨通過解冤相生的實踐和神人依道，開始被化解(解冤)；而且為了不再造成怨恨必須以感恩的心對待彼此，成就他人(報恩)。從此，全世界會漸漸覺醒，所有形式的相克和憎惡將會消失，隨之後天仙境將會到來；這就是「大巡真理」』。10
姜甑山信仰的記載，從其個人思想的覺醒，擴展至週遭人群的感化，其神祇的職能，歷經轉化和加強，如：
「上帝位居九天，神聖、佛、諸菩薩等向上帝訴求，皆謂匡扶天地之紛亂非上帝不能。於是上帝降於西洋大法國天啟塔，環視三界，大巡天下之際，至東土朝鮮停留，臨於母嶽山金山寺彌勒金像凡三十年，降天命與神教與崔水雲，使其確立大道。其後於甲子年收回天命與神教，辛未年親臨世界。」(DIRC 2020a, 321)
姜甑山上帝的在世事蹟，作為死後被追贈的根據，大有孟子所謂的「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1」的天命性職志，後世對於姜甑山上帝的職能，作為天地之間的調解者：
「於古於今末曾有也，既非繼承他人，又非運數所定，唯吾所能者也。吾將主宰三界之大權，改定先天之度數，開後天無窮之仙運，建設地上樂園」(DIRC 2020a, 94)。
大巡真理的教義即是「天地公事」，包含「陰陽合德、神人調化、解冤相生、道通真境」等項目；姜甑山上帝以常人的身份，巡迴於人世之間，在1909年6月24日，完成在地上的職事與工作，恩召回天庭之國(Lee 2016, 76)。
姜甑山上帝在生前所行的事蹟，針對曾經的天、地、人等三面的狀態，加以重新改造，並且使其適合後天的仙境來臨，調整神明界(靈界)的秩序：
「改造天的方面，換掉了錯亂世界的冥府、換掉先天文化基礎的儒佛仙、解除史上記載中最初抱有怨恨的帝堯之子—丹朱的解冤公事等。改造地的方面，統一各民族之間文化精髓，翻改地的新築坻公事、地氣統一公事、貨物相通等公事。這些公事都是為人類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而實施的...上帝的天地公事是翻改了被相克所支配的先天的天、地、人三界，創建唯有相生的世界的天體性、宇宙性計畫。被改造的三界將引導神、神明、人以及其他所有生命體至永恆的後天仙境，並在那處享受後天五萬年(永恆) 的至極安樂。」12
透過姜甑山信仰的教化，頓悟宇宙和個人的關係，恢復到「神人調化」的完美處境；姜甑山上帝在地上的事工，竭盡心力地調化神與人的關聯，死後被追贈為「九天上帝」的尊位，賦予最高神祉的職能。13
四、結論
(一)華人民間信仰與神祇職能的轉相化
東亞區域的信仰圈，多是源於常人對於生老病死、未來、自然、宇宙等敬畏的感悟而建構出，因而產生神化---神祇的本體、形象、神格等自我之創建；神祇職能的演變，從簡單化的物神開始，漸趨於複雜化的過程，亦加添不少神祇的職能性。
華人區域的民間信仰，對於神祇的身分、職能等定義上，可以發現出其神祇與常人的生活習性，緊密地結合，從而可以抒發出常人對於神祇的信仰心理；如財神信仰是乘載著常人對於信仰的心理寄託，在神祇的職能上予以轉相之加強，雖然有豐富的觀察面相，卻多是迎合世俗、常人、商業等功利的因素，較難堅守職能的本相化，亦是使該信仰的神聖化產生質變。
(二)姜甑山信仰與神祇職能的本相化
雖然是隸屬於信仰的行列，姜甑山信仰的立足點卻是不同，可以觀察出其信仰的神聖面向，建設天國在地上的實現；其獨特性的發展，不同於民間信仰的委辦角色，在其神祇的身分、職能等定義上，對於神聖面向的著重，並影響到該職能的說明，在後續的發展上，產生不可漠視的關鍵效應。
此神聖性的職能本相化，在直接性與間接性的論述上，迥異於華人區域的民間信仰，對於姜甑山上帝的職能詮釋，使之有別於新興宗教的觀察面向；不因潮流、人心、世俗、商業等隨之起舞，含括著：1、九天上帝的神聖性定位：不專以世俗性的水準作為定義；2、《典經》、《大巡指針》等钜著：作為信仰的話語詮釋效用，可以定奪其教義的真理性；3、大巡思想的學術研究：立定信仰的學術化，作為當代的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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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투고일Submission Date
- 2023-10-12
- 수정일Revised Date
- 2023-11-30
- 게재확정일Accepted Date
- 202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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